以开放引领未来,以合作促进共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择要
发布时间:2019-03-28 15:02:55       浏览次数:
 编者按:在为期三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来自全球的数百名政要,权威智库、高校的专家学者,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CEO,国际组织负责人围绕“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主题展开广泛交流和研讨。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我区智库代表应邀参加。现结合我区实际,就相关重点议题观点形成综述,供领导参阅。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今年迎来了第20届。自2000年创办以来,为推动中外发展政策交流与国际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3月23-2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在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在历时三天的论坛上,共安排了八场正式会议、32场经济峰会以及多场对话会、圆桌会等,围绕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论坛嘉宾阵容继续保持高规格。来自全球的数百名政、学、商界精英再度聚首钓鱼台国宾馆,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建言献策。
     一、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放,是中国的姿态;共赢,是世界的期待。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在欢迎词中表示,成就过去数十年中国发展奇迹的诸多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走了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和世界合作共赢的道路。一个开放、发展的中国,对世界来说是巨大的机遇,而非负担和挑战。李伟强调,中国跨入新时代,坚持扩大开放,就是要开新渠、引活水,就是要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这是中国持续保持发展活力的关键。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他认为,中国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维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他指出,中国下一步的对外开放有五个特征:更加互利共赢、更加知行合一、更加一视同仁、更加内外联动、更加注重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转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说,近年来,我国以全面放宽市场准入为重点,致力于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他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出台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相关配套规定,保护外资。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清理取消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中国正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他说,就制度型开放内涵而言,可以从“四个更加”来把握,即:制度型开放是更加深入的开放、更加全面的开放、更加系统的开放、更加公平的开放。
    数据显示,中国仍是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经济体。APPLE首席实行官蒂姆·库克以中国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苹果在中国有超过200万开发者和创业者,为App市场提供开发工具。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说,中国是第二大贸易国和商品消费国,许多跨国企业从快速发展中受益。他认为,创新力量正在让中国从战略市场变成全球价值创造中心,中国经济进入常态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与跨国企业合作至关重要,但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专业常识。沙特阿美石油企业总裁阿敏·纳瑟尔表示,中国开放市场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带来增益,“一带一路”倡议又将中国带入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
 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既有总量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既有需求侧的也有供给侧的,但主要矛盾仍然是在供给端。宁吉喆在发言中表示,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上狠下功夫。着力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持续加大“破立降”力度;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动性和积极性;着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着力畅通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首先要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的提出,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已不再局限于“三去一降一补”,更重要的要增强微观实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其次要改变过去惯用行政性手段的局面,以改革为手段,加快国资、国企垄断行业改革,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后,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他强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关键要调整三个结构:一是市场结构,二是银行结构,三是产品结构。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企业董事长舒印彪说,能源转型发展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建议推进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电力在能源转型中的中心地位,加快再电气化进程,积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供给侧改革需要选择正确的措施。在他看来,供给侧改革措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供给侧措施将会削弱需求,可能会增加不平等并阻碍可持续性改革,而正确的供给侧措施则可以提振需求,提高当下和未来的产出。”斯蒂格利茨指出,下一步,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在金融改革和市场竞争领域发力。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能依靠投资来拉动,中国适时调低GDP增速、强化结构性改革,是非常明智的举措。中国除了需要调整GDP增速外,还应对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环境保护及国有企业等诸多领域进行改革,只有加速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
    三、塑造绿色发展新动能
    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大趋势。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百年梦想需要关注生态红利,让绿色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良好的习惯,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源。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明先容,目前,中国正进行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倒逼中国经济向更清洁、更节约的方式转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他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未来,生态环境部将在四方面发力:一是加大环境治理体制的改革,继续实施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推动环保管理和综合执法制度的改革,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的治理体系。二是加大绿色技术的创新,加强制造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加快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三是加快发展环保产业,加大绿色投入。四是严格环境监管执法,完善法规标准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建立公平公正、绿色竞争的环境法制体系。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企业董事长戴和根认为,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也制约了中国的绿色发展转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主要发展路径仍是能源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和重化工业。尽管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过目前能源利用率仍然偏低,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偏高的问题依然突出。他建议,创新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改革经济环境治理体系,为绿色发展提供组织保障;通过供给侧改革,引入环境成本核算机制,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同关系;通过进一步改革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效益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并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管理目标、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同时,加大绿色金融改革和创新力度,并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水耗、能耗和资源消耗的准入门槛,大力推进绿色能源技术使用,鼓励工业领域的跨境整合,提高资源和能源的总体利用效率。
    BP集团董事长龙海歌表示,目前能源行业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在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无风需求的同时,努力减少排放,让能源变得更清洁、更高效、更环保。未来要推进低碳转型,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全球的合作至关重要,这需要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各方需秉持开放态度、与时俱进、快速学习,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全部潜力。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企业董事长杨华强调,加大清洁天然气供应是推进环境治理最现实的选择;推动电力系统低碳转型,是实现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关键举措;推动传统能源企业绿色生产,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良性循环的重要路径。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先容,亿利集团作为内蒙古的一家民营生态企业,30年来在库布齐沙漠发展光伏产业、农业的同时,还深度参与沙漠治理。目前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技术模式,在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沙漠推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认同与会专家的观点。他说,环境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如碳税来减轻环境污染。他表示,如果不切实采取绿色转型,未来的治理成本将会很高。
四、稳定民营企业长期预期
    有关数据表明,目前中国有92家独角兽企业,在全世界排第2位,其中87家是民营企业。中国70%左右的新技术产品和技术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分布在民生领域各个行业,解决近3亿人的就业,员工占城镇就业人口80%以上,占新增就业人口90%以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兆前强调,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没有中国稳定的就业市场,也没有持续扩大的中产阶层。
   “推进竞争中性,要适当区分企业的属性和所有者的属性,摘下企业头上的‘所有制帽子’。”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对民营企业的平等,实践上容易形成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导致竞争中性很难实施;从竞争中性的角度,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做优做强,而能否做大由市场决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当前有两个特点或趋势值得关注:第一,很多发展较好的民企开始呈现股权多元化,成为股份制企业、上市企业。第二,从民营企业、尤其是头部民企的业务结构看,这些企业和员工、客户、上下游、供应商、服务商等方方面面结成市场性契约关系,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市场契约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而且,头部民营企业的业务运行质量,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HUAWEI的通讯基础设施等,都对国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周其仁称,私有产权已不足以概括民营企业里成长出的私有经济的特征,整个社会要从观念、法律、政策、习俗等方面为上述新的发展留有足够空间。民营经济不是一个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需要关照的事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共存。基于此,根本的问题是要稳定民企长期预期。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企业首席实行官常博逸表示,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不应将企业按性质划分。以宝马企业为例,在宝马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政府确保它能获得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从这样的竞争中获得长久生命力。他提出,当前对中国企业来说有三点值得关注,即保持竞争力、打造品牌和数字化革命。在欧洲已经可以看到企业部门密切的合作,涉及能源、汽车、火车等行业,中国也可以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尝试。
    五、 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
    过去40多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现阶段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应确保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衔接和投入衔接,现有的脱贫攻坚的巨量资金应当继续投入到乡村振兴当中。”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如是表示。对于如何做好两者之间的衔接,韩俊建议,到2020年以后,首先,要做好规划衔接。其次,要做好政策衔接,特别是服务衔接。现有脱贫攻坚的巨额投入资金应当继续投入到乡村振兴当中,确保投入政策的实施。再次,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形成了一些比较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一步要把好的经验运用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去,特别是要强化实施乡村振兴的领导责任制。最后,推进乡村振兴一定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重要的法宝,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来深化农村的改革,激活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推动中国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学问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想要实现衔接,需要两个“防止”的助力。其一,防止返贫。其二,防止新的贫困发生。从实际工作来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对接点,应该从两个具体目标考虑,这就意味着需要把脱贫攻坚期间的各种资源和机制,包括财政资源、金融资源以及已经形成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市场机制等,转化成服务于以两个‘防止’为目标的一套乡村振兴体系。
    国家开发投资企业董事长王会生认为,第一,真脱贫、不返贫是乡村振兴的前提。第二,产业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有产业扶贫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致富,才能持续地实现农民的稳定脱贫;只有产业兴旺,乡村才能进一步振兴。第三,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注重扶贫扶智相结合,致力于为乡村地区补齐人才的短板。第四,生态扶贫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六、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目前,我国金融供给存在两大短板。一是直接融资发展不足,2018年底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不足15%,股票融资比例仅占3.25%;二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良率高达6.2%左右。中银国际控股首席实行官李彤认为,金融创新恰恰能帮助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金融创新可以助力资本市场建设。目前正在落地的科创板就在未来的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其次,信息科技与金融服务跨界合作,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能够自动收集和整合大量分散的、多元的场景化信息,与银行掌握的金融数据相结合,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还可以简化申请和审批环节,节省成本和时间,进一步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实行官陈生强从数字科技的角度分析了未来世界如何找到新的长期的增长动力,让金融能够更好地去服务实体企业。陈生强表示,金融创新一定要和实体产业相结合,相应的,实体产业也需要更换“燃料”和“发动机”。
 华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实行官包凡认为,新经济已经走入到生活当中,创造了大量就业,理应被包括在实体经济的范围当中。金融创新也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模式和制度的创新。包凡指出,科创板是真正的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希翼通过科创板这个案例能看到中国的中介机构、投资银行进入专业化的分工时代。金融机构无论大小,都能够以深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在市场服务中逐渐分化成各自的角色,各尽所能,发挥所长,真正体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
    道富集团总裁兼首席实行官韩利诺认为,在创新方面颠覆者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领域内现有的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中国支付领域的创新就是由外部颠覆者带来的,但首支ETF的出现就是由领域内现有企业带来的,现有企业也可以通过收购新企业等方式推动创新。
 
                     (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 曲莉春、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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